如何在遗址地讲述过去的故事,从而对我们的当代社会产生效益?近年来,这个问题在遗产的学术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不断被提及,引来了诸多回应(Derry & Malloy 2003;Peckham 2003;Burstrm et al 2004;Holtorf 2005;Smith 2006;Fairclough et al 2008;Holtorf & Ortman 2008;Egoz & Merhav 2009;Waterton & Smith 2009)。通过分析瑞典卢马市的一个案例,我将在本文中给出其中一种答案。在卢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