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经济危机从2008年开始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加速度展开.这场危机对中国和欧盟的就业都有严重的影响.这场危机的严重影响面包括: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与世界范围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这种发展趋势要求我们放弃对旧有的供应学派经济学的信仰,而转向一种新的思维,要意识到维持宏观经济对产出需求的合适水平的重要性.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看起来比欧盟政府更愿意遵循凯恩斯主义政策.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有如下几个:(1)和中国相比,欧盟成员国因为有更加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失业上升的情况下有更多的“自动调节器”.(2)一些欧盟成员国(德国除外)相对中国而言较少受到世界贸易体系崩溃的冲击.因此他们不必过多地承担世界出口贸易下降所造成的损失.(3)根据过去的经济政治日程安排,欧盟成员国强烈承诺建立和形成以供应为导向的经济政治流程.一个重要的相关范式就是“里斯本日程”,该文件明确规范了他们的“经济政治指导方针”.为了应对这场新危机,欧盟于2009年实施了“欧洲经济复兴计划”(EERP),承诺了大量的“财政刺激”.但是重点强调EERP的实施应该结合原来的“里斯本日程”.因此,欧盟受到旧有的经济政治方案中供应导向理论的后期效应是长期的,这个旧有的经济政治主张与当前的经济政治主张是很不一样的.(4)中国和欧盟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反应不一样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它们对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优先考虑有不同见解.尽管中国也受到那些主要来自金融公司的“有毒债务”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人们对待这些债务的态度比较温和,而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他们急切地希望建立一个全球金融监管的新体系.欧洲人不愿意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更多的欧洲“财政刺激”政策,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激励美国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尝试.欧洲人这种行动背后的远期希望可能是最终建立起一个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类似的“世界金融组织”(WFO).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主要目标是不同的:中国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它手中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外汇储备实在太多了.因为担心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将来的价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3月呼吁,用一种新的类似IMF的特别提款权的国际金融工具替换美元作为国际外汇储备.对当前危机的不同回应可能会贯穿整个危机,并导致更多的失业,因为当前缺乏一个全球经济政治领袖.美国有意向通过“一揽子刺激计划”领导世界复兴经济,而中国是这项尝试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种需求效应的凯恩斯乘数效应是看得见的,但是这种刺激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以及过时的金融体系的生存能力却是值得怀疑的.没有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在20世纪大萧条时期也存在,这些问题大大延长了当时的经济低迷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领导权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表现出合作精神,对于带来持久的全球经济复苏而言也许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