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文学理论批评学科的垦拓上,钱钟书的比较诗学颇为引人注目。尽管他曾称自己的专业为“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诗学)只是他的“余兴”,但学界仍将他视为中国比较文学(诗学)的举足轻重的大家,而《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旧文四篇》也被归为比较文学(诗学)的“上乘之作”。这也许与钱钟书别具一格的寻求“打通”的理论与实践有关,他本人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皆‘打通’而拈出新意。”②钱钟书的“打通”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诗学),但又是比较文学(诗学)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西文学(诗学)的打通是否可能在他那里,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乃基于钱钟书对中西文化共通性的体认:“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③而这.408种共通性乃出于“事物之必然”:“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