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十年的阶段式发展,我国肝移植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迅速发展和成熟,成功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终末期肝脏病人的生命.然而,滞后的器官来源方式和加剧的供体短缺严重制约了肝移植的发展,同时也将在未来影响我国器官移植的走向.1968年美国通过脑死亡立法后,大多数移植中心曾摒弃心脏/循环死亡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DCD),主要是因为该种供体来源器官使移植疗效变差,与脑死亡捐赠(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来源相比有显著差异[1].